郎世宁字画本地收购商手机号

她林林总总列出了11个条件，先拿它们跟吴镇画的墨竹做对比，发现有一幅完全符合这十几个条件，其他的则一个都不符合。而一幅符合条件的《石竹图》恰恰是所有藏品中不为人知的，在徐小虎看来，这是因为假作太多，反而让真迹显得是“例外”，《石竹图》就是一幅“被遗忘的真迹”。
次发现台北故宫所藏吴镇之画有伪的时候，徐小虎惊得发烧病倒，在家躺了3天。半年后，她才敢再一次去台北故宫提画研究。经过盘点，她认为台北故宫收藏的50多幅吴镇画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的。
她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蒋复璁。蒋复璁一听，说：“有赝品吗？太好了！那么我们应该马上开始研究，把真伪区分开！”也正是从这时开始，她建立了自己的鉴定方法，想要重新给古代画作断代，把那些真迹选出?来。
可惜好景不长。1983年，蒋复璁退休，新上任的院长听说故宫有假画很不高兴，在看过《被遗忘的真迹》初稿后，他甚至不让徐小虎提画。为了继续研究，徐小虎只能请各路同学朋友帮忙找高解析度的电子版藏画。
在那段时间，徐小虎写出了《被遗忘的真迹》，并因此获得了去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机会。谈及那段时间的经历，她觉得有点委屈：“院长可能觉得台北故宫有假画伤害了他的自尊。似乎（如果有赝品）就是皇帝没穿衣服。其实，皇帝没穿就没穿嘛！”

那一年，徐小虎在上海博物馆开会时，看到前来参加的评论者，她愣住了，问身边的老学弟：“看看他们，好像都比我们年轻，是吗？”学弟回答：“那当然了！”“可是，我清楚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站在台上的老师都比我们老很多啊！”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因为被禁言，已错过整整一代学者，成了全场“老的人”。
也是在这一年，身处争议漩涡几十年的徐小虎去尼泊尔的深山里修行，除了参加活动，很少离开这里。
《被遗忘的真迹》出版至今已有5年，豆瓣评分8.6。在读者的评论中，有人赞同徐小虎敢钻研敢发声的态度，有人欣赏她为“中国画辨伪学”作出的努力，也有人认为她用西方学到的鉴赏方法来给画作断代是一种中国艺术史缺的“”。
今年9月，徐小虎的新书《南画的形成：中国文人画东传日本初期研究》再次由理想国出版。她也因此走出尼泊尔的深山，再度来到北京。
在一系列的新书活动中，徐小虎习惯用“小虎”称呼自己，每当说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她就会忍不住开心地笑起来。参加活动的年轻人纷纷用“可爱”来形容她，而她本人也在做一件更可爱的事——她期待建立一部“没有大师的中国书画史”，在这部历史中，书画不分大师还是无名氏，只论创作年代和艺术价值。
“这是一项民族的工程。”原北京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古代书画杨新说。

年轻的傅熹年喜欢听他们高谈阔论，大家见他后生可教，有时也特地点拨他一二。张珩告诉他，要想了解中国古书画，看两本书就够了，一本是日本人1937年出的《支那名画宝鉴》，一本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的《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书画册）。张珩要他把厚厚的硬皮精装书《支那名画宝鉴》拿来，对照着书一幅画一幅画地为他讲解，这回说不完下回继续，他边听边拿铅笔在书上做记号。其中就画一个圈，特别好的画两个圈。如宋代崔白的花鸟画名作《双喜图》，旁边用铅笔注明“真迹”，还有一个“故”字，意为故宫藏。傅熹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两本书。
傅熹年说，前人看书画有所谓“望气派”之说，鉴定书画的关键在于见识真迹。那时，他得到了一个极其难得的机会。
1952年后，国家收购和个人捐献的大量书画古籍都集中到文物局（后来全部交给了故宫书画馆），有时会有领导和来参观。每逢有这样的好事，长辈们都不忘叫上他。
“人家当然不能为我开放，但是有领导来的时候，你在旁边远远瞧着点，他看完了你过来探探头，这还是可以的。”参观时，还能聆听到张珩、徐邦达等的现场讲解。
就这样，傅熹年看了大量名画真迹，《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如今如雷贯耳的“大IP”，他当时都见过了。

他没想到的是，四年级划分时，清华营建系已改为纯工科的建筑系，没有了建筑史。他被分到工业建筑，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幸而1956年9月中科院与清华建筑系合办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梁思成任主任，傅熹年被所在单位派到这个研究室工作，得以回到母校清华。他以为终于实现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夙愿，但命运再一次捉弄了他。
反右运动中，因一些私下闲谈被人揭发，他被划成右派，1959年春下放建筑工程部的北京南口农场劳动。
说起这次下放，他只淡淡地说工作是“放牛、养猪、种老玉米”。他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是给母猪接生，十个八个呼噜一下子就生出来了，“挺好玩的”。下放的近两年里，他抽空反复通读了带去的《资治通鉴》和宋《营造法式》。
1960年10月，他摘掉了右派帽子，返回单位。反右后，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室已被清华撤销，经梁思成联系，傅熹年等非清华人员调到了建筑工程部所属的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室。工作室的主任是梁思成，副主任是刘敦桢、汪季琦。傅熹年被编入民居研究组，参加了王其明负责的浙江民居调查。

这是他次目睹此画实物。他注意到，位于画幅右上方的款识“吴兴赵孟頫”笔法滞涩，且从构图上看画幅右方颇显局促，因而认为画作并非赵孟頫作品，而是经过了剪裁，作者原款被裁去，“赵孟頫”的名字是后来添加的。
因为全国需鉴定的书画作品很多，当时商定，鉴定组采取不争论原则，将不同意见作为附注标注。谢辰生只负责协调工作，启功没有参加这次鉴定，参加的5个中，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3人同意这个意见。后的鉴定意见为，该画为元人作品，但非赵孟頫所作。
鉴定组在沈阳工作时，也发生过较大争论，尤其是对一些画的年代分歧很大。
1986年后，徐邦达实际上不参加鉴定了，启功也经常不来，刘九庵和傅熹年不得不负起主要责任来，大量的反对意见都是他们俩签署的。
傅熹年说，并不是每一位都坚持自己主持收购的书画为真，徐邦达就很大度，他替故宫收进的字画，如果鉴定组认为是假的，他也认账。

巡回鉴定休会期间，傅熹年还于1987年秋赴美国考察了博物馆藏中国书画。考察是由美国华美协进社社长、翁同龢之孙翁万戈安排的，原拟安排王世襄赴美，但王世襄将这一机会让给了更熟悉书画的傅熹年。
傅熹年历时110日，参观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等10个博物馆，看了大量以前只见于著录书和图录上的名作，大开眼界，归后整理成《旅美读画录》。
他此行有成就感的，是在参观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时，在一个普通库里发现了国宝级的南宋画家夏珪真迹《洞庭秋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