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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贯新《固废法》促绿色发展

在吴中区大缺港，每天有20吨左右的水草和污泥被打捞上岸。吴中区太湖水草打捞队队长褚泉告诉记者，一旦水草和污泥过多，就会导致区域性的水流无法正常流动。一边是大量难以处理的各类水生植物和污泥，而另一边是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怎样既减少环境污染，又能实现化肥减量呢？苏州的答案是，建设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探索循环发展。

2020年9月1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新固废法”）正式实施。“新固废法”实施以来，市印发《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苏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方案（试行）》等文件，形成了覆盖工业生产、城乡生活、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各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市人大起草《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和《苏州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进一步细化对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相关规定。同时，苏州市正认真组织编制《苏州市“十四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纳入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篇章。

为推动“新固废法”的全面宣传贯彻，让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固废法”的立法精神和规范含义，各级及有关部门将学习宣传“新固废法”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各部门结合期间相关管理要求，实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全市累计开展防治固废危废培训56场次，培训管理部门人员超1985人次，累计参与企业3.5万厂次，在主流媒体上刊发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的新闻稿件、评论文章6000余篇，开设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直播210余场。在全社会启动了高站位、高标准的宣传引导，营造了良好的守法氛围。

今年3月29日，苏州市召开苏州市长江大保护工作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视频会议，会上成立实体化运作的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推进解决有机废弃物治理难题。同时，针对固体废物产生、运输、贮存、处置、利用等环节，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对过境垃圾联防联控的意见》《关于建立苏州市过境固体废物联防联控执法管理机制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固体废物联防联控工作格局。

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固废综合利用率达到国内水平

近日，在苏州工业园区中法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污泥干化厂内，通过实时监控画面，记者看到，从城市污水处理厂拉来的湿污泥，通过污泥存蓄池进入蒸汽间、干化机等多道工序后完成无害化处置，整个过程采取全封闭作业，现场无任何异味。

苏州工业园区污泥处置项目（污泥厂）选址在东吴热电厂内，紧邻园区第二污水处理厂，污泥厂利用热电厂的余热蒸汽干化污水厂产生的污泥，蒸汽冷凝后的热水回到热电厂循环利用；干化后的污泥作为生物质燃料送至热电厂焚烧发电；焚烧后的灰渣又可以用于制作建筑材料等，实现了污泥干化厂、热电厂与污水处理厂的联动和产业协同。“产业协同、循环利用”是工业园区污泥处置项目的创新所在，将单一的环境治理变成了循环经济。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岳宝介绍，项目投产10年来，累计处置湿污泥近120万吨，产生干污泥约30万吨，相当于为电厂提供标准煤11万吨，减少因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28万吨，节约脱盐水75.6万吨，节约污泥填埋土地100公顷，环境效益。

这只是苏州市实施固废综合利用项目的一个缩影。为推进资源综合利用，将固体废弃物变废为宝、“吃干榨净”，苏州市结合主导产业，推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十三五”期间，1308家企业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鼓励符合条件的单位开展工业固废减量化技术研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3%以上，全市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到国内水平；率先开展一般工业固废台账网络信息化报送工作，纳入报送范围的一般工业固废达到42类。农业废弃物方面，稳步推进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畜禽养殖粪污综合利用率、废旧农膜回收率和农药包装废弃物无害化处置率分别达到99.8%、99.3%、89%和99.9%。

苏州市全面提升处置能力，将固体废物处置能力建设作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全面推进项目落地。危险废物方面，全市危废集中处置能力达34.7万吨/年，危险废物综合利用能力达227.3万吨/年，在满足实际需求的同时，处置价格也更趋合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方面，建成2个合计年处置能力33万吨/年工业固废填埋场，年内另有1500吨/日工业固废焚烧处置项目将建成投运。医疗废物方面，建成3个合计处置能力达2.44万吨/年医疗废物处置项目，可全面满足医疗废物处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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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发布《上海市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2021版）》。其中涉及危险废物处置费如下：

医疗废物处置费：1、有床位医疗卫生机构：按床位缴费的 N=3.9×M/1.25元/床.日（M为按床位计费的医疗卫生机构全年平均每床日产生医废重量），按医疗废物重量缴费的3.3元/公斤；2、无床位医疗卫生机构：月产生医疗废物100公斤以上3.3元/公斤，月产生医疗废物30-100公斤的260元/月，月产生医疗废物10-30公斤的145元/月，月产生医疗废物10公斤以下的90元/月。

其他危废处置费：1、飞灰：1860元/吨；

2、废电池2340元/吨；

3、工业废物2340元/吨；

4、仪电废物1680元/立方米；（上述4类均不含运输、预处理费用）

5、感光废液2600元/吨；

6、废胶片1000元/吨；

7、废胶卷1500元/吨；

8、冲洗过的废相纸10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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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分析：以危险废物处置为例

上海这些年各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持续上升的同时，每年危废产生的总量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张江科学城作为浦东新区危废产生为集中的区域，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也面临着较大压力和挑战。

一、张江科学城危险废物处置的基本情况

张江科学城危险废物主要产生于半导体和集成电路制造业。作为上海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地区，大量的集成电路企业和研发实验室在进行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封装测试和设备制造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种类的危险废物。

近年来，张江科学城危险废物实际转移的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加，包括不少产废量较小的企业208 年，危险废物实际转移的企业为330 户， 其中产废量在2吨以下的有148户，占转移企业比重的 44. 85%。

二、张江科学城危险废物处置面临的风险挑战及原因分析

1、危险废物处置需求与能力不足的矛盾日益

国家针对危险废物处置有着明确的资质要求，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处置和利用交由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由于标准高、选址难等原因，目前上海范围内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共有26家，浦东新区仅有2 家。

浦东新区不仅处置单位数量少，而且结构不够合理，一些单位只能够处理少数比较常见的危险废物，缺少综合性的危废处置单位。与此同时，处置单位更愿意接手那些回收利用价值高、处置成本低的危险废物，甚至存在处置能力过剩，而缺少利用价值或者处理成本高的危险废物处置能力严重不足。

目前危险废物处置单位的处置能力满足不了张江科学城日益增长的处置需求，园区内70%的小企业只能将危废进行积压贮存，存在较大的环境安全隐患。

2. 危险废物备案企业数量逐年增长，但自我管理水平不足

近年来，随着环保问题越来越受到普遍重视以及相关法规制度的出台，张江科学城危废备案企业的数量逐年增长！但是备案企业对于危险废物危害性的认识不足，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企业内部管理也存在漏洞。在已备案企业中，备案不规范、不及时、不主动以及缺项漏项等问题普遍存在。企业对于哪些属于危废范围缺乏明确认知，对于自身产生危废的具体情况底数不清，申报随意性较大，缺少专职管理人员。

危废分类贮存不规范经常与常规固体废物混杂存放，且保存仓库地面不能满足防渗需求、超期超量保存等现象仍然存在。联单管理制度、日常台账制度等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制度在日常工作中不被重视！增加了危险废物的环境污染风险。危险废物处置供求关系的不平衡又进一步导致处置费用不断攀升，定价权由处置单位决定，价格垄断现象比较严重 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危险废物备案企业的自我管理造成影响。

大宗固体废弃物是指单一种类年产生量在1亿吨以上的固体废弃物，包括煤矸石、 粉煤灰、尾矿、工业副产石膏、冶炼渣、建筑垃圾和农作物秸秆等7个品类，是资源综合利用的领域。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不断完善法规政策、强化科技支撑、健全标准规范，推动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发展壮大，各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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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2019年大宗固废综合利用率达55%，比2015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十三五”期间，我国累计综合利用各类大宗固废约130亿吨，减少占用土地超过100万亩，资源环境和经济效益显著。

不过，潘功表示，受资源禀赋、能源结构、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未来我国大宗固废仍面临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综合利用产品附加值低的严峻形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固体废物处理利用副主任兼秘书长李金惠表示，现阶段大宗固废存在产生量大、历史堆存量高、综合利用不畅等问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务十分艰巨。“《指导意见》出台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据了解，目前大宗固废累计堆存量约600亿吨，年新增堆存量近30亿吨，其中， 赤泥、磷石膏、钢渣等固废利用率仍较低，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任重道远。

推动创新发展

“《指导意见》着重强调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相结合。”李金惠表示，无论是管理和综合利用模式研究与探索，还是适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都有待加强。“比如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相对落后、产品标准尚不完善。同时，相关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导致综合利用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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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惠表示，需要加大大宗固废行业投资与研发投入，引进、研发一批设备和技术，提升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装备技术水平，提高综合利用率。同时，还需要加强企业与高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的合作，对现有技术和设施进行创新，大力提升大宗固废综合利用能力，比如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高温等离子体熔融技术、基于膏体技术的尾矿源头减排绿色处置关键技术及成套装备、污泥全链条资源化处理处置关键技术与应用。

“相比其他环保领域分支，固废治理行业具有一定的门槛，企业并非有资金来就能参与其中。除一定的资金投入外，固废行业更离不开技术等必要配备。尤其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更是如此。”潘功表示，要鼓励企业加大关键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建立基础研发平台，将大宗固废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纳入国家研发计划，加强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强化技术创新也在《指导意见》中得到印证。”

除了技术创新外，模式创新也至关重要。李金惠表示，针对大宗固废行业的不同领域，提出具有可推广价值的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模式。同时，积极推进大宗固废综合利用体系建设，加强标准制定级，推进标准分级分层制定，如国家标准层面制定基础和性标准，行业标准层面制定重要行业或领域风险防控相关标准，团体标准层面制定市场需求度比较高的产品或原材料相关标准等。

据了解，江西省在铝灰渣、废盐、含砷废物等特殊种类危险废物处置方面存在短板和不足。江西省生态环境厅结合“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在全省范围内规划布设了一批刚性填埋场建设项目和铝灰渣、废盐等特殊种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力争在“十四五”期间解决江西特殊种类危险废物利用处置短板和不足问题，同时鼓励丰城市等再生铝行业集中区域新建铝灰渣暂存库，缓解当前铝灰渣处理难的问题。

在日常监管中，江西相关部门发现部分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存在对危险废物全过程管理认识不足、危险废物精细化管理水平不高等环境管理的薄弱环节。为此，江西坚持问题导向，先后派多个联合帮扶组深入基层，对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开展帮扶，指导企业完善厂区雨污分流、环境风险应急、危险废物规范化贮存、入场危险废物成分分析等污染防治措施，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

2020年，国家长江办、生态环境部联合中央电视台暗访发现，重庆某公司近200吨含油污水和残油“流落”在外，部分跨省非法转移到湖北枣阳处置。

2020年8月25日，重庆市云阳县生态环境局将案件线索移交湖北省襄阳市生态环境局枣阳分局（以下称枣阳分局）。

接到线索后，枣阳分局立刻向公安和检察机关通报案情，启动联合办案。

接到线索当日，枣阳分局联合公安机关和属地赴现场调查，该废矿物油非法处置点在一钢构厂房内，四周为农用地，有单釜式油罐、卧式油罐、立式油罐、HEC螺杆机智能控制系统、板框压滤机、过滤罐等处置设施。

现场有3个渗坑，无防渗措施，生产废水直排渗坑。为保护好现场，在公安部门和当地的见证下，枣阳分局对废矿物油处置设施、生产控制装置实施查封扣押。

2020年8月26日，枣阳分局委托对渗坑内废水及周边土壤采样检测，同时委托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对该场所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认定，认定结果为类建设用地，为检测结果适用标准和案件移送提供支撑。

经检测，现场渗坑内的废水石油类浓度为128mg/L，土壤中石油烃的含量为1.74×104mg/kg，超过类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石油烃风险筛选值21.1倍。

为有力打击整个利益链条，枣阳分局与公安机关联合赴重庆进一步了解案情，并与重庆相关部门共享信息。

经查，2019年9月至2020年7月，本案嫌疑人张某某（废矿物油处置点经营者，湖北省枣阳市人）通过中间人庞某某和胡某某（湖北省荆门市人，均由重庆市另案处理）向重庆的某船舶保洁公司购买废矿物油，后跨省转移至湖北枣阳进行处置。

经重庆市司法鉴定机构认定，该公司收集贮存的残油为危险废物。

为便于后期环境修复、共同打击环境犯罪，湖北省公安机关、生态环境部门多次与重庆市公安机关和生态环境、交通部门等沟通，决定将张某某跨省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案由湖北省枣阳市立案。

张某某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非法转移、处置危险废物残油3车达89吨，并对周边土壤环境造成损害。

目前，枣阳分局联合枣阳市人民检察院，已启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和土壤环境修复的前期调查工作，同时委托对扣押的废矿物油进行妥善处置。

企业的安全与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近年来，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企业安全、环境事故屡有发生，这个问题已经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注意，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企业安全、环境风险评估、等级划分、应急预案等技术规范的编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目前危废技术体系尚未建立，许多危废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项目技术选择和装备选型处于无序发展状态。仅以危废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项目为例，对危废的危险性不能全面认识和掌握，忽略或轻视次要的危险性，导致危废在装卸、贮存、输送、处理处置过程中出现安全问题，进而引发突发性的环境风险；危废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设施品质不高，在线监控装置缺失，人工操作环节太多，不能满足现代化危废处理企业自动、连续、密闭的要求；此外，对危废资源化理解片面，将危废资源化理解为的商品化，比如不考虑适用范围和适用前提，将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与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牵强地定为副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