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黄埔区危废处置,危废处置价格,危废处理厂家

宣贯新《固废法》促绿色发展

在吴中区大缺港，每天有20吨左右的水草和污泥被打捞上岸。吴中区太湖水草打捞队队长褚泉告诉记者，一旦水草和污泥过多，就会导致区域性的水流无法正常流动。一边是大量难以处理的各类水生植物和污泥，而另一边是长期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怎样既减少环境污染，又能实现化肥减量呢？苏州的答案是，建设环太湖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探索循环发展。

2020年9月1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简称“新固废法”）正式实施。“新固废法”实施以来，市印发《关于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苏州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废物应急处置方案（试行）》等文件，形成了覆盖工业生产、城乡生活、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各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管理的制度体系。市人大起草《苏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和《苏州市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进一步细化对生活垃圾、危险废物相关规定。同时，苏州市正认真组织编制《苏州市“十四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规划》，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纳入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苏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篇章。

为推动“新固废法”的全面宣传贯彻，让社会各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新固废法”的立法精神和规范含义，各级及有关部门将学习宣传“新固废法”作为当前重要任务。各部门结合期间相关管理要求，实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开展宣传培训。全市累计开展防治固废危废培训56场次，培训管理部门人员超1985人次，累计参与企业3.5万厂次，在主流媒体上刊发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的新闻稿件、评论文章6000余篇，开设生活垃圾分类主题直播210余场。在全社会启动了高站位、高标准的宣传引导，营造了良好的守法氛围。

今年3月29日，苏州市召开苏州市长江大保护工作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视频会议，会上成立实体化运作的环太湖地区城乡有机废弃物处理利用示范区建设工作专班，推进解决有机废弃物治理难题。同时，针对固体废物产生、运输、贮存、处置、利用等环节，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对过境垃圾联防联控的意见》《关于建立苏州市过境固体废物联防联控执法管理机制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苏州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合力推进的固体废物联防联控工作格局。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196个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13.8亿吨，综合利用量8.5亿吨，处置量3.1亿吨，贮存量3.6亿吨，倾倒丢弃量4.2万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置及贮存总量的55.9%，综合利用仍然是处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主要途径。意见强调，“十四五”期间不断提高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水平，完善综合利用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大宗固废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体系。

国家在工业固废领域制定“十四五”发展目标的同时，在市政领域，对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仍高度重视。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以提高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着力点，加快建立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

规划要求，到2025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达到60%左右；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65%左右；全国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能力达到70万吨/日左右，基本满足地级及以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需求。

此外，“十四五”规划中明确表示，深入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补齐和延伸产业链，推进能源资源梯级利用、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置。加强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完善城市废旧物品回收分拣体系。

进入“十四五”以来，固废领域利好新政不断出台，固废市场无疑将迎来新的开始，庞大的市场规模和诱人的发展潜力为固废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想象空间。

环保管家的意义

近些年诸多环保法律法规密集修订出台，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日益严苛，环保行政处罚金额大幅提高，刑事追究和民间公益诉讼逐步升温，导致企业环保违法成本急剧提升，而另一方面，污染企业的逐利本性与环保工作本身就存在冲突，再加上经验、技术和政策方面的短板，企业的环保压力和抗拒心理日益加剧。基于新常态下的环保高压背景，作为第三方立运营的环保管家模式优势和潜力慢慢浮现，其优势在于能够利用自身的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等特资源为、工业园区、企业提供可定制、、一体化的污染物治理方案。例如，环保管家可以接受委托，参与环保政策的制定、相关人员的培训、环保平台建设运维以及环保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管；可以接受工业园区的委托，提供园区规划设计环保咨询服务，园区企业监管、隐患排查、问题整改服务；也可以接受企业的委托，梳理、解决企业存在的环保风险，协助办理环保审批手续，保持环保设施的持续稳定运行和企业排污达标控制，污染物立第三方的介入，实现了“产污”与“治污”主体的分离，有效提升了污染企业的治污能力，减少了环保违法行为，助力和加速了我国扭转环保恶化趋势的宏观政策落实落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