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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知识分享:学生眼中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家尚刚
2003年,我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就听学长谈起系里有位尚刚老师,称其“有前辈学人的遗风”,在当今是凤毛麟角的人物。“有前辈学人的遗风”这个表述颇为模糊,我好奇之余,不免径自将其想象成一副“老先生”的样子,清癯如鹤、长髯拂胸。不过,这猜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在系里的迎新会上,我便见到了尚老师。
他身材魁梧,肤色微黑,戴副大大的眼镜;谈吐诙谐,一说话,嘴角就浮现出略带顽皮的笑容;思维极敏捷,表达时又难免有些期期艾艾。这哪里是“老先生”,分明是个“大顽童”!他的亲切平易立即给我们这些新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其实以年龄而论,即便今日,尚老师离“老先生”还略有些远;但从学术成就上讲,已足以媲美前辈学人了。迄今,他致力于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和教学已30余年,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出版个人著作9部,是中国工艺美术研究领域、重要的学者之一,并对唐史、元史、丝绸史、陶瓷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原与中亚文化交流等相关课题有颇多贡献。在学科内,他完成了许多性的工作:他的《唐代工艺美术史》是部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他的研究整个工艺美术史学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多年来,他讲授的中国工艺美术史对国内同类课程的教学起着示范作用……
不知不觉,我已有幸忝列门墙十余年。《论语》上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在此,不妨谈谈我对尚老师的“小识”。
曲折坚定的学术之路
1952年,尚老师出生在北京市东城区南板桥胡同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爱松公早年毕业于中央大学中文系,后又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所读研究生,曾受教于胡小石、汪辟疆、黄焯、徐炳昶诸前贤,参与了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两校史论系的创建,是的老一辈美术史家。父亲的言传身教与家庭环境对尚老师影响。
小时候,尚老师和弟弟们常跟着父亲去琉璃厂买书。父亲在前面边走边吟诗,后面跟着懵懂的孩子们。喜爱文学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下了。父亲儒雅而豪爽,家中常高朋满座,他就默默随侍一旁,听长辈评骘人物、谈论学术,耳濡目染中渐渐明白了是非高下。
1969年,在全国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尚老师也被遣往黑龙江嫩江山河农场劳动,这一去就是八年半。艰苦劳作之余,其他人忙着打牌、说笑、谈恋爱,老师仍坚持读书,不停地学习。农场里,知青们睡大炕,脚下顶着自己的箱子,他就拿衣箱当桌子,坐在被子垛上读书。1977年,高考恢复,改变命运的机会如从天降。失而复得,知珍惜,但能否抓住机遇,既要毅力,也需实力。靠着平时的点滴积累,1978年初,尚老师考入黑龙江大学中文系。
转眼到了1982年,老师面临着与今天所有大学毕业生相似的抉择:是当公务员,还是继续读书?他选择了后者。其时正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次招收硕士研究生,总共七个名额,终仅录取了尚老师一人。从此,他踏上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的漫漫长路。
在研究中,老师强烈感觉到,想要更好地研究中国工艺美术史,对中亚有所了解。因为中国艺术所受的外来影响,多是经中亚传来的。为此,1986年他赴莫斯科进修中世纪的中亚艺术史一年,从而对同时期中国工艺美术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浓厚的兴趣。归国后,他便投入到唐代工艺美术的研究中,并于199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论文基础上成书的《唐代工艺美术史》(1998),是部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著作。断代史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进入更加扎实细密的新时期,而老师正是这一新时期的者。
尚老师在为《中国工艺美术断代史》撰写的总序中说:“中国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成就辉煌,对此,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可惜,其研究状况却难令人鼓舞。……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微末努力,借助传统的学术方式,比较深入、细致地探索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从而和其他学科一道,以不同的研究对象,共同描述祖先的伟大创造,阐释辉煌的文化传统。”(注1)20多年来,他着学生,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实现这一学术构想。
崇本尚朴的治学理念
尚老师常说,刚入行时,田自秉先生的一番指点,使他终身受益。当时,系里购买了1972年以来的《文物》《考古》杂志,田先生就让他先去全部看一遍。尚老师又到学院借来以前的各期杂志,不仅阅读,还做了摘录和索引。为调剂期刊阅读的单调,他又读了几种正史。通过这样的“笨功夫”,他熟悉了学术史,掌握了丰富的资料,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元史》盛称元代造作之富、工艺之精,当时的评价却普遍不高。原因何在?真相如何?这样的疑问终促成了其硕士论文《元代的工艺美术》的诞生。直至今天,老师仍要求自己的学生既通读文物考古类杂志,还要尽可能多地阅读与论文选题相关的历史文献。
在这种学术传承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治学理念:以通读的方法全面占有原始资料。
尚老师曾提出:“全面占有资料的必要在于它是准确理解古代工艺美术现象的基础。工艺美术史的基本知识要靠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获得,任何观点均需充分的史料支持,见解越深刻、结论越高明,凭据的史料就要越充分、越全面。”(注2)他自己正是这一观点坚定不移的践行者。在研治唐代工艺美术时,除了考古资料外,他还几近遍读当时所能找到的唐代文献,并将其中的工艺美术史料整理出来。《唐代工艺美术史》与在此基础上写作的《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里,都附有《史料简编》。虽然名为《简编》,但当年的相关文献大体搜罗齐备。写作《元代工艺美术史》,古籍用了上百种,征引的文献超过400则。因为资料丰富、见解到,相关文物考古学者往往把它们当作必读书。
尚老师重视通读的“笨功夫”,这往往令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学生望而却步。在他看来,网络搜索固然可以轻易获得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却无法替代通读,不能在历史语境中充分理解资料。尚老师尤其鄙夷辗转引用文献的做法,认为这不仅难免文字讹误,更易导致断章取义。他打过一个比方:自己吃饭可以吸收营养,但如果吃别人嚼过的饭,不仅没有营养,甚至连对方的病菌都会感染。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全面地占有原始资料,再加以深入细致的分析,方能得出令人信服、难以撼动的结论。这一点也正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研究领域中,先生超迈前人和同辈诸贤之处。
尚老师认为,符合研究对象特点和性质的方法就是好方法,不必计较它是否过时、是否来自西方。他践行“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听起来简单老套,应用起来却效果显著。实物是工艺美术史研究的核心,但实物只是历史遗留的碎片,依赖文献进行解读;同时,要想真正还原历史全貌,还要通过文献予以补足。文明用文字记载历史的起源很早,并一直未曾中断,留存至今的文献不计其数,这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宝贵财富和优势。在工艺美术史研究薄弱的现状下,特意提出“重视文献”,更显得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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